1947年,孙殿英兵败被俘,被绑押进解放军指挥部。他本以为必死无疑,司令员刘伯承却走上前,亲手解开他身上的麻绳,说道:此人不可杀,他对我们有恩!
1937年。那时候的华北大地,正处于日寇铁蹄之下最黑暗的时刻。刘伯承带着八路军129师初入太行山,那是真真正正的“一穷二白”。
没粮食,战士们就啃草根;没子弹,一个人甚至分不到三颗子。而此时的孙殿英,在山西、河南一带正值壮年,手握万余人的队伍,要钱有钱,要粮有粮。
在那个最艰难的抗战初期,孙殿英确实展现出了他江湖人“豪气”的一面。当时129师的供给线被日伪军切断,孙殿英不仅没有落井下石,反而私下里给八路军送过不少方便。
他曾大笔一挥,送出了几万发子弹和不少医药补给。更关键的是,他在自己的防区给八路军提供了通行的“绿灯”。
刘伯承没忘记这段历史。在他看来,功是功,过是过,既然当年人家在咱们最难的时候伸过手,那这份情,共产党人得认。
可历史的残酷就在于,孙殿英终究还是那个利欲熏心的军阀。他的一生就像是一场无底线的投机。
1943年,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,他眼看顶不住了,竟然扭头就带着部下投降了日本人,换了一身黄皮,成了伪军军长。他曾对人辩解说这叫“曲线救国”,可老百姓看到的,只有他带着伪军横行霸道。
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,这个“老油条”又凭借着在江湖上的人脉,通过贿赂胡宗南等人,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“暂编第三纵队”司令。
这最后一战,发生在河南汤阴。当时的孙殿英守着汤阴这座古城,他确实下了死功夫。他命令手下把城墙加厚到了惊人的宽度,城头碉堡密布,城外地雷阵、铁丝网一层叠一层,他叫嚣着要把汤阴变成“解放军的坟墓”。
1947年4月,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了豫北战役。攻城的那天晚上,夜色沉得像化不开的墨。刘伯承坐镇指挥,解放军采取了独特的“土工作业”,战士们在地底下像地鼠一样往前掏洞,直接把地道挖到了城墙根底下。
孙殿英当时正在城内的指挥部里抽着鸦片。这个“东陵大盗”烟瘾极大,一天不抽就浑身打摆子。他听着城外闷雷般的炮火声,还指望着国民党高层派来的援军王仲廉能救他一命。可他哪里知道,王仲廉的援军早就被刘伯承围点打援,揍得连北都找不着了。
“轰!”的一声巨响,汤阴厚重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,砖石横飞。
解放军战士冲进城的那一刻,孙殿英彻底慌了。他连外衣都顾不上穿,光着脚,抓起一袋金条就想往密道里钻。可城外早已是天罗地网,没跑出几里地,他就被尖刀班的战士堵在了草丛里。
刘伯承为他解开绳子后,并没有立即放走他,而是将他安置在了一处干净的民房内,甚至还嘱咐炊事班给他开个小灶,弄点热乎面条。
孙殿英坐在炕沿上,看着手里那碗热气腾腾的面,眼泪止不住地往碗里掉。他这一辈子,从一个流氓无产者混到军阀,见过慈禧太后的翡翠西瓜,抱过宋美龄的夜明珠,可那些宝贝在这一刻,都抵不上这一碗热腾腾的白面。
他抬头看着看守他的战士,声音沙哑地问:“刘司令真的说……我有恩?”
战士硬邦邦地回了一句:“首长说了,那是抗战初期的事,咱们分得清。不过你盗墓、当汉奸、打内战的账,人民也会记着。”
孙殿英沉默了。没过多久,因为长期吸食鸦片加上连年征战,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。在被关押期间,解放军的医官还专门给他治病,试图帮他戒掉烟瘾。那是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。
临终前,孙殿英躺在床上,面色枯黄,拉着看守人员的手,断断续续地说了最后一句话:“我孙殿英这辈子,坏事做绝……对不起老百姓,对不起祖宗,可解放军……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。”
1947年秋,这个毁誉参半、满身污点的“东陵大盗”在病房中孤独地闭上了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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